构建全民共同富裕的基石：

中国应适时推进遗产税立法

摘要：长期以来，关于中国是否应开征遗产税的讨论不绝于耳。本文作者朱以山认为，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，适时推进遗产税立法，不仅是完善税制、促进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，更是助力共同富裕、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设计。本文将系统阐述征收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并对主要反对意见进行理性辨析。

一、 引言：为何现在需要重提遗产税？

遗产税，古称“死亡税”，并非新鲜事物。从4000年前古埃及法老胡夫为筹措军费而设，到1598年荷兰的现代起源，再到英、法、美、日等主要经济体的普遍开征，它已成为现代国家财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虽在1940年短暂开征，且建国后多次列入税制改革规划，却始终未能落地。
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数十年，社会财富积累已达到相当规模，但贫富差距、代际固化等问题也日益凸显。在此背景下，重新审视并推动遗产税立法，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。

二、 征收遗产税的四大核心理由

1. 调节财富分配，促进社会公平

这是遗产税最核心的功能。根据《2025年全球财富报告》等权威数据，中国前10%的富裕人群掌握了超过60%的社会总财富，而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。巨额遗产的代际传递，使得“寒门难出贵子”成为现实困境，严重侵蚀了社会财富的流动性和分配的公平性。

数据支撑：

研究表明，OECD国家平均遗产税收入约占GDP的0.5%。若中国参照此标准，每年可为国家带来数千亿元的财政收入。这笔资金定向用于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能有效补偿起点的不公，为底层民众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。

案例分析：

日本在2015年大幅提高遗产税最高税率至55%，有效遏制了财富过度集中于老年一代，促进了年轻世代的消费和创业活力。韩国同样通过高额遗产税，迫使财阀家族出售资产以缴纳税款，客观上起到了拆分垄断、激活市场竞争的作用。

2. 激励个人奋斗，激发社会活力

遗产税并非“劫富济贫”的平均主义，而是旨在打破“躺平式继承”的懒惰性循环。当后代无法依赖巨额的“天降之财”时，他们被迫依靠自身能力去学习、工作、创新和竞争。这不仅能减少“富二代”群体中的挥霍无度和无所事事现象，减少社会问题，更能从根本上激发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和创造力。

经济学原理：从行为经济学看，遗产税降低了“不劳而获”的预期效果，从而提高了劳动和创业的相对回报率。这与“勤劳致富”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。

对比视角：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强大的创新活力，与其相对完善的遗产税制度不无关系。科技巨头如比尔·盖茨、沃伦·巴菲特等公开支持遗产税，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，不加约束的财富继承会扼杀下一代的奋斗动力，最终损害国家的根基。

3. 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闭环

逻辑链条：对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，继承人若要合法继承并享受，就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高额遗产税。这会极大增加非法所得“洗白”和代际转移的成本与风险。同时，税务部门与反洗钱、纪检监察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，将使异常的大额资产暴露在阳光之下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。

国际实践：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税务申报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一环。例如，瑞士虽然以银行保密著称，但在面对遗产税申报时，继承人仍需证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。这为各国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4. 引导慈善捐赠，优化资源配置

合理的遗产税制度通常配套慈善捐赠全额免税条款。这会产生强大的“推拉效应”：一方面，高额的税率“推动”富人寻找避税途径；另一方面，慈善免税政策“拉动”他们将财富投向公益事业。

效果：美国洛克菲勒、卡内基等家族基金会以及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的崛起，都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。这些基金会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福祉，在教育、医疗、环保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中国若能效仿，将有力推动第三次分配，弥补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缺陷和不足，让更多的人关注投资慈善事业。

三、 对主要反对意见的理性回应

1. “会导致资本外流”

这是最常被引用的反对理由。诚然，资本流动受多种因素影响，税收只是其中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的法治环境、市场规模、基础设施和产业链优势才是吸引资本的“压舱石”。

实证分析：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高遗产税国家并未因此出现资本枯竭。相反，避税天堂（如开曼群岛）的低税率反而吸引了大量“热钱”和灰色资本，加剧了金融风险。与其担心正常的资本流动，不如通过加强国际税收协作（如CRS共同申报准则）、完善外汇管制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应对。因噎废食，只会错失良机。

2. “征管成本太高，技术不可行”

过去，这确实是难题。但如今，情况已截然不同。

技术进步：中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金融基础设施。不动产统一登记、银行存款实名制、股票债券穿透式监管、数字人民币的推广，以及金税四期工程对企业和个人收支的全面监控，使得税务机关有能力、有条件摸清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底细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，更可大幅降低征管成本。

简化设计：可以采用“宽免额+累进税率”的简单模式。例如，设定1000万或2000万元以上人民币为起征点，只对超出部分征税。这样既保证了税源，又避免了干扰绝大多数普通家庭，大幅降低了征管复杂度。

3. “会抑制储蓄和投资，打击经济活力”

这种担忧混淆了“储蓄/投资”与“消费/享乐”。遗产税主要针对的是“非生产性的财富代际转移”，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投资。

区分概念：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再投资，可以通过折旧、成本抵扣等方式获得税收优惠，不受遗产税直接影响。受到抑制的，恰恰是那些将巨额财富囤积于豪宅、艺术品、奢侈品、铺张浪费等非生产性资产的行为。将这部分财富引导至实体经济或公益领域，反而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。

四、 结论与政策建议

综上所述，征收遗产税利大于弊，且条件已基本成熟。为了确保政策的平稳落地和良好效果，建议如下：

1.审慎立法，循序渐进：

建议在2030年之前完成《遗产税法》的立法工作。初期可设置较高的起征点（如3000万元人民币）和较低的税率（如20%-40%），并给予5-10年的过渡期，让社会充分适应。

2.配套赠与税，堵塞漏洞：

为防止在生前通过赠与方式规避遗产税，必须同步开征赠与税，实行统一的税率和免税额。

3.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：

打通央行、住建、公安、民政、市场监督、证监等部门的数据孤岛，建立全国统一的高净值人群资产信息平台。

4.鼓励慈善捐赠：

明确对公益慈善捐赠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，并与遗产税减免挂钩，形成正向激励机制。

历史经验表明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容忍财富的无限度代际固化。适时开征遗产税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、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绕不开的一课。这考验的不仅是国家的治理智慧，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与勇气。

2012-4-23

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于北京

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修改于黑龙江海伦